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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让犹太人排成一队，一个举着手枪的纳粹让另一个纳粹随便说出数字七，然后挨个数过去，数到第七个就对着那个犹太人头部开枪，再往下数到七，再开枪……讲述者那时候还是一个孩子，他就站在七的位置上，身旁的父亲悄悄把他拉过去，与他更换了位置，他的父亲在枪声响起后死在他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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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31句]的其他句子
- 哀悼日之后，恐惧和悲伤将会成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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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力的长度可以抹去所有的边界：阅读和阅读之间的边界，阅读和生活之间的边界，生活和生活之间的边界，生活和记忆之间的边界，记忆和记忆之间的边界。生与死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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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世界令人绝望之后，我写下了一个美好的死者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乌托邦，不是世外桃源，但是十分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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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小小子弹的威力超过一把大铁锤，一下子就将犯人砸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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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经常说，第一个将女人比喻成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材，我不知道第四个以后会面对多少难听的词汇。比喻的生命是如此短促，第一个昙花一现后，从第二个开始就成為了想象的陈词滥调，成為了死灵师不屑一顾的太烂的尸体，那些已经不能够清楚回答问题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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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自己无知不是完全的无知，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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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所以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為我是一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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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近在咫尺地看到一个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绑在身后的双手，可怕的双手，由于绳子绑得太紧，而且绑得时间也太久，犯人两只手里面的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了。后来的牙医生涯让我具有了一些医学知识，我才知道这样发紫发黑的手已经坏死。那个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他的双手已经提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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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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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恐怖分子，有些是拿着炸弹的，有些是拿着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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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一书更像是一首完整的组曲，一首拥有八个乐章的组曲。就像麦克尤恩自己所说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很多都是边缘人，孤独不合群的人，怪人，他们都是和我有相似之处。我想，他们是对我在社会上的孤独感，和对社会的无知感，深刻的无知感的一种戏剧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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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橱中人对话》看似荒诞，其实讲述的是我们人人皆有的悲哀，如同故事结尾时所表达的一样，我们人人都会在心里突然升起回到一岁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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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说法，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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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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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的装修都结束了，一个家庭的装修还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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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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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為我是一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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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诞的叙述在我们的文学里源远流长，已经是最為重要的叙述品质之一了。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传统来看，荒诞的叙述也是因人因地因文化而异，比如贝克特和尤奈斯库的作品，他们的荒诞十分抽象，这和当时的西方各路思潮风起云涌有关，他们的荒诞是贵族式的思考，是饱暖思荒诞。 卡夫卡的荒诞是饥饿式的，是穷人的荒诞，而且和他生活的布拉格紧密相关，卡夫卡时代的布拉格充满了社会的荒诞性，就是今天的布拉格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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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歷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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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世界里的人总是大惊小怪。”【塞缪尔·费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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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林斯基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说出了什么是人的内心，那地方不是為了安放隐私，那是世界上最宽广的地方。内心的宽广让托尔斯泰写下了这么多不同的人和这么多不同的命运。与此相反，那些热衷于描述自己隐私的，其实不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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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军人将犯人的身体翻转过来时，我就会看到令我全身发抖的情景，子弹从后脑进去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洞眼，从前面出来后，犯人的前额和脸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们吃饭用的碗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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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蝇密密麻麻像是一张纯羊毛地毯盖在池塘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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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是没有爱情的爱情，没有仪式的仪式，还有随波逐流的时光。麦克尤恩给这些无所事事的时光涂上夕阳的余辉，有些温暖，也有些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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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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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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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现在已经成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始终在世界的九十多位和一百位之间。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地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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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让犹太人排成一队，一个举着手枪的纳粹让另一个纳粹随便说出数字七，然后挨个数过去，数到第七个就对着那个犹太人头部开枪，再往下数到七，再开枪……讲述者那时候还是一个孩子，他就站在七的位置上，身旁的父亲悄悄把他拉过去，与他更换了位置，他的父亲在枪声响起后死在他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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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别人命运沉浮也知岁月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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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文学里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我们在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环境的作品里读到属于自己的感受。文学就是这样的美妙,某一个段落、某一个意象、某一个比喻和某一个对话等,都会激活阅读者被记忆封锁的某一段往事,然后将它永久保存到记忆的“文档”和“图片”里。同样的道理,阅读文学作品不仅可以激活某个时期的某个经歷,也会激活更多时期的更多经歷。而且,一个阅读还可以激活更多的阅读,唤醒过去阅读里的种种体验,这时候阅读就会诞生另外一个世界,出现另外一条人生道路。这就是文学带给我们的想象力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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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1960年生于浙江杭州，长于浙江海盐。曾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后就读于鲁迅文学院。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早期以先锋小说闻名，代表作有《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等。1992年发表《活着》一举成名，此后《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等作品持续产生重大影响。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朱塞佩·阿切尔比国际文学奖等多项国际荣誉。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教授，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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